导语：困扰了近一千年的中国丛林制度的矛盾，以及中国佛教如何处理世俗化僧团组织的问题，又再度浮现，至今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译 文
慧能说：“各位，请好好诵读这首偈，并且遵照修行，即使离开我千里之外，也还是在我的身边。如果读了，却不遵照修行，那么，即使在我对面，实际与我相隔千里。请大家各自回去修行，不要虚度光阴。我要回到曹溪山。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到山里去找我，我会为你解除疑惑，一起领悟到佛性。”
所有的人都向慧能大师礼拜，赞叹：“真是太好了，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透彻的启迪。实在是我们岭南有福，想不到有佛菩萨降生于此地。”然后，大家就各自回去了。
慧能讲完了前面那首偈，对大家讲了三个意思。
第一，好好按照这首偈修行就可以了。我们一般人在学习中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总想找一个好的窍门，能够一学就会。
比如，我自己以前学英语，总喜欢换教材，总想很快学会英语，结果换了十几种教材，到今天还没有学好。而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学时候，只是认定《新概念英语》这套教材，把上面的每一篇课程都背得滚瓜烂熟，他很快就能写能听能说。教材其实都差不多，按照一本好好学就可以了。
第二，要马上修行，时间不会等你，佛法也不会等你，要靠你马上去修行，只有你真正去修行了，佛法就会眷顾你。
第三，讲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学生要依法，不应该停留在老师身上，而是应该进入法的领域，好好修行。老师只是一个指引，有疑问的时候可以请教老师，但根本上还是靠自己。
这个意思，在前面，慧能已经讲过一些。简单地说，禅宗也罢，佛教也罢，都是反对个人崇拜。如果一定要崇拜，就崇拜“佛法”。
但按金刚经的说法，最好连佛法也不要崇拜，一旦你“崇拜”佛法，就是一种执着，佛法也会囚禁你、阻碍你的成长。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要保持的，不是对于某个神或人的崇拜，也不是对于某种认知的痴迷，而是对于真相的觉知。
这是佛家、禅宗最为深刻的地方。但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一般人很容易陷入“迷信”。
02.
佛陀圆寂前告诫弟子：“自以为灯，自以为靠”，又说“以戒为师”。等等。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提到，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神论”，都有偶像崇拜，只有佛教不是一神论，也没有偶像崇拜，只相信宇宙法则。
佛陀要求我们的，是时时刻刻对于宇宙法则保持觉知。而对世间的一切，都用怀疑的眼光去观察。
03.
可以回答昨天几个朋友的问题了，如何看待佛教界的米兔？
第一，在没有确切的真相之前，不要随意下判断，两方面的意见都听一听，保持理性是必要的，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你认为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真正揭开面具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所以，不要随意下判断。你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相。何况你没有看到的。在这类涉及到他人名誉人格的事情上，保持理性是必要的，推动揭开真相是更加必要的。
第二，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真的，也没有什么好惊奇的。翻开历史，查查现实，每年全世界的宗教界有多少性侵案件？还有多少贪污事件？上谷歌查一查，一目了然。在西方，神父的性侵，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第三，我们一定要区分神和神职人员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我们一定要区分信仰和体制化的宗教团体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宗教的创始人和现在的宗教团体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
就像一部美国电影里说的，如果耶稣来到现在很多教会，他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些教会宣讲的耶稣是谁？
如果佛陀来到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庙宇，大概也不知道这些庙宇里讲的佛陀是谁？而且很可能，佛陀一开口，很多佛教信徒会把佛陀赶出去。
就像慧能告诫我们的，不要有制服崇拜，不要以为穿上袈裟了就一定是出家人。所以，我对朋友说，就我自己而言，就算全世界的和尚都堕落了，也不会影响我对于佛法的信仰，对于宇宙法则的信仰。
对我来说，世间的一切，都不过如此。
04.
那封举报信里有一个问题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就是关于佛教教团的教规问题，如何处理犯戒的弟子问题。
这个问题，当年释永信大和尚被举报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和我讨论过，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了他。
不妨全部抄录在此，好像一点也没有过时。
05.
每当佛教界的什么人有什么负面新闻的时候，常常有朋友问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佛教界没有人出来有个什么说法？
作为一名准佛教徒，这不是我能够谈论的，也不是我应该谈论的事情。而且，我相信真正的佛教徒更不会谈论这种事。也不要指望佛教的系统里有教会这样的公共机构，可以对于僧侣做出某种裁判。
佛陀还在世的时候，阿难曾问佛陀，如何处置那些违规的弟子。
佛陀回答：不要理睬他们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说人生的最高目标是摆脱苦海，那么，靠的不是什么神的帮助，而是自己的觉悟。
佛陀临终遗言：自以为灯，自以为靠。什么都靠不住，你们要靠自己。只有自己能够拯救自己。
问题是没有神的裁判，谁来决定每个人是否觉悟？是否对错呢？佛陀的答案是，这个事不用我们操心，自有因果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我们每个念头的升起都会带来一些列深远的后果，何况一个具体的行为。这个人做了坏事，种下了恶果，自会得到报应。何须劳动我们去教育他，或惩罚他。
“自觉”，“因果”，这两个原则决定了佛陀会说：不要理睬他们就可以了。我猜想这位从净饭王子觉悟而成佛的佛陀，是一位有精神洁癖的人。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不管别人做什么。别人的事情自有因果在管。
由此发展出佛教的处世哲学，用慧能的话来说：只见自己的过患，不见别人有什么错。
再通俗地说，就是眼里全是好人，没有不好的人。见到别人犯错，怜悯都来不及。为什么？因为有报应啊。
这是佛家的慈悲。佛教有很多戒律，但这些戒律，只是针对自己，从不要求别人。
这个教义使得佛教徒不会去批评别人，也使得佛教徒在受到别人污蔑、陷害的时候，不会回击别人。他们相信受到污蔑、陷害，一定是自己曾经所造的某个业缘所致。所以，他们会坦然接受。
这个简单的回答，包含了佛教最基本的教义，那就是，佛教并不像其它宗教那样，相信有一个什么全能的神，可以创造生命和世界，也可以做出裁判。
佛陀不相信神，不相信有一个全能的神创造了生命和世界。佛陀认为是“无明”创造了生命现象的流转，是“因缘”组合积聚了这个世界。
所以，如果说人生的最高目标是摆脱苦海，那么，靠的不是什么神的帮助，而是自己的觉悟。
佛陀临终遗言：自以为灯，自以为靠。什么都靠不住，你们要靠自己。只有自己能够拯救自己。
问题是没有神的裁判，谁来决定每个人是否觉悟？是否对错呢？佛陀的答案是，这个事不用我们操心，自有因果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我们每个念头的升起都会带来一些列深远的后果，何况一个具体的行为。这个人做了坏事，种下了恶果，自会得到报应。何须劳动我们去教育他，或惩罚他。
“自觉”，“因果”，这两个原则决定了佛陀会说：不要理睬他们就可以了。我猜想这位从净饭王子觉悟而成佛的佛陀，是一位有精神洁癖的人。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不管别人做什么。别人的事情自有因果在管。
由此发展出佛教的处世哲学，用慧能的话来说：只见自己的过患，不见别人有什么错。
再通俗地说，就是眼里全是好人，没有不好的人。见到别人犯错，怜悯都来不及。为什么？因为有报应啊。
这是佛家的慈悲。佛教有很多戒律，但这些戒律，只是针对自己，从不要求别人。
这个教义使得佛教徒不会去批评别人，也使得佛教徒在受到别人污蔑、陷害的时候，不会回击别人。他们相信受到污蔑、陷害，一定是自己曾经所造的某个业缘所致。所以，他们会坦然接受。
问题是，佛教要传播，必须要有僧团，要有庙宇，要有一定的组织。但一旦传播，就面临世俗化的问题。当然这是所有宗教都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宗教都很出世，关心的是世间外的事情，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在世间生活、发展。
这个矛盾如果不能合适地调节，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信息。西方的文学（比如《十日谈》）和中国的文学作品（比如明清小说），都有一个讽刺、揭露僧侣腐败的传统，正是这个矛盾的体现。
但基督教和天主教对于上帝的信仰，以及西方本身的民主传统，使得西方的教会有一套相对严格的组织管理体系，并且与世俗政权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关系。
而佛教，尤其是中国的佛教寺庙，与教会相比，第一，没有基于权威的组织架构，基本靠个人自律，靠个人觉悟，靠人治。第二，没有厘清寺庙与政治的关系。从魏晋南北朝至今，佛教寺庙围绕僧侣制度问题、庙产问题，一直和世俗政权纠缠不清。
按照李向平先生的分法，“传统中国的佛教寺僧大致可被分成三类：第一类，官僧，由国家拨款供养并负责完成皇家的佛教仪礼及其服务；第二类，私僧，由一些达官贵人、大户人家提供食住等条件；第三类，民僧，他们孤立地生活或形成一个小团体而栖身于乡间，由民间社会一般信仰社群的微薄捐赠维持。”
由此形成了中国寺庙官僧制度和丛林制度的两元结构。也就是说，在总体的僧侣管理上，中国历代都是由当时的政府干预的。清朝的“度牒”制到今天的宗教管理局，都是从大的制度上管理上寺庙。寺庙的日常管理，靠的是佛教内部的丛林制度。
由此也形成了李向平先生所说的，在中国，不是世俗世界和神圣信仰的冲突，而是僧官和俗官的冲突。也就是说，中国的寺庙基本处于国家的权力结构里。
魏晋以来，中国的佛教僧侣普遍和官府关系深厚。比如，佛图澄、鸠摩罗什都做过实际的军政顾问。道安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康僧会说：“以佛明法，正心治国。”近代太虚大师参加过辛亥革命。中国佛教有着入世的传统。
另一方面，一直有僧格独立的主张，比如魏晋时代慧远写文章《沙门不敬王者论》，主张僧人不必礼敬当权者，要有自己独立的僧格。佛教内部也一直致力于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
获取寺产，是非常重要的独立的手段。比如，晚清时代，八指头陀和敬安创立“中华佛教总会”，目的是要保护寺产。但寺产又带来新的问题。麻天祥先生指出：“寺产问题始终是困扰佛教的一个主要问题。”
“有了寺产，反而为寺产所累。较大的寺院，终日忙于寺产而无暇修道；一般僧寺也多以贩卖如来家业、争取货利以为常事。他们以财富为荣，名利为尚，甚至借寺产中饱私囊。”
太虚大师曾经致力于中国丛林制度的改革，他认为“中国民族以至中国佛教最大的弱点，则在家族性太深，中国佛教僧寺亦变为一个一个家族，此为中国僧寺没法整兴的症结处。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佛教乃可重振。”
后来的印顺法师也认为，中国佛教不容易前进的最大障碍，是寺院家庭化。太虚大师强调佛教要适应现代的思想潮流，在制度上，应该摒弃人治化的毛病，他在《复亦幻书》中说，中国一定会成为欧美式的民主国家，所以，他自己专门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为适应建设。”
当然，后来的发展是中国并没有成为欧美式的民主国家。太虚大师的丛林制度改革，在1949年后已经完全不可能。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和尚被迫还俗。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才慢慢开放寺庙。
但困扰了近一千年的中国丛林制度的矛盾，以及中国佛教如何处理世俗化僧团组织的问题，又再度浮现，至今也没有解决的办法。（赵朴初先生在八十年代曾致信中央政府讨论寺庙财产归属、以及寺院管理等问题，今天仍然值得思考）。
今天，面对一些出家人被举报的事情，佛教内部并没有很好的处理办法，往往只能交给国家宗教局去调查。
作者：费勇 海潮音编辑部